诗歌已死,诗人还在 
2016-12-29 16:14:3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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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:龚宇

很多年前,我的父母去九寨游览,一面是莽莽青山,一面是滔滔嘉陵江,事后他们问那位小学毕业的司机:开这样的山路累吗?司机又黑又胖,乍看跟诗词实在不搭边,他豪爽大笑出口成章:“习惯了,李白都说,蜀道之难,难于上青天!”爸爸感慨,有了诗仙诗圣的四川,果然诗意浓厚。去九寨途中经过一个叫汶川的小城,那年秋天,它只是四川众多充满古意的地名中并不突出的一个。九年以后,汶川经历惨烈一瞬,转眼已成举国殇痛,生死之间,恍若隔世。

四川的诗意,不止来自于那些灵秀的风景,更来自于那些生于斯或长于斯、在中国文化的历史星空里熠熠生辉的名字:诗仙李白,诗圣杜甫,苏洵苏轼苏辙三父子……这些光耀千秋的伟大诗人,创造了古典文化巅峰之中的巅峰,更被镌刻在亿万中国人心里。从《诗经》、《离骚》到汉乐府再到唐诗宋词,华夏民族以诗礼传家,中国人把汉语言文字的精粹凝练成诗,又以“诗言志”的方式观照内在的心灵世界,于时空交错中,将爱与悲悯升华成永恒。

几近消失的诗礼精神

在中国这座诗歌国度里,四川无疑是个诗歌重镇。太白祠、杜甫草堂、三苏祠等等一直是四川人的骄傲,经历千百年的风霜,却未能逃过这场地震天灾,太白祠的李白塑像被拦腰斩断,杜甫草堂10余间房屋被毁,三苏祠伤痕累累……四川近百处古迹遗址,在地震和余震中损失惨重。关注生命的同时,我们忍不住做了一个残忍的联想,经历2000多年辉煌的诗歌,是否也像太白塑像的倒塌一样,在过分追求名利的现代社会逐渐淡出公众视线,在中国人的精神家园轰然倒下?偶尔的出现,甚至还是梨花体、裸体朗诵等不靠谱的花边新闻,沦为任人调笑的小丑。

对于现代诗歌的境遇,南京大学新传院教授杜骏飞(诗人杜马兰)的观点很尖锐也很直接。虽然他“不做诗人已久,只是偶尔写点旧诗”,但是仍然在第一时间写了一首小诗《和你在一起》,献给汶川灾民。“单从文本层面来说,诗歌已死,尽管——歌还是有的。原因我觉得是三个方面,一是现代诗的题材日益逼仄,一是诗人品质变差,还有就是诗坛风气败坏。自惜羽毛的诗人不愿写诗,滥竽充数的伪诗人倒是笔耕不辍,如此,恶性循环不已。”

文学评论家、《中华文学选刊》主编王干先生,也坦言“诗歌在近年文学被边缘化的时代,发展进入最低谷,诗歌的文学功能被其他方式替代,网络、电视、流行音乐,都成了抒发情感的方式。诗人的功利心太强,一些作品脱离生活,变成一种曲高和寡、孤芳自赏的情感宣泄,诗作无法打动人心”,他甚至用了“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多很多”描述现代诗歌曾经寂寥落寞的状态。

且让我们把这个“曾经”,定格在2008年5月12日14点28分。

汶川唤醒全民的诗心

历史无法假设,我们只能直面惨淡的人生,把汶川的5月定为一道现代诗歌历史上的分水岭。与汶川同悲的国人,没有被号召,没有被组织,却在一夜之间,不约而同选择了诗歌这一“失传已久”的文学样式,为逝去的生命哀悼,为活着的同胞祈福,铭记苦难中的真爱。新浪、搜狐、腾讯……每个门户网站搜集的抗震诗词少则数千,多则上万,总数不会少于10万首,其中大多数,可能是从前很少读诗的网友写出的泣血之作,没有太多酝酿构思时间,情感就在一刹那喷薄而出。相信很多人看到那首《孩子,快抓紧妈妈的手》时,眼泪失控般落在键盘上。

王干形容这样的全民诗歌运动时用了“井喷”这个词,其实这也表明“诗歌厚重的文化根基一直都在,只是之前诗词越来越贵族化倾向,写诗的人只聚拢在小圈子里,诗词的力量未能在一个冷落的社会大环境中,被时机和作品激发出来。有句古语叫做国家不兴诗人兴,男儿有泪不轻弹,只是未到伤心处”。持相似观点的还有像乔榛这样著名的配音及朗诵艺术家。古代的诗词,主要以吟唱的方式流传开来,虽然古人传下来的曲谱已经少之又少,“但是在汉语阴、阳、上、去的四声调里,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诗词的韵律之美”。从他1996年参加的第一场“呼唤诗神”朗诵会开始,几乎每场配乐诗朗诵观众反响之热烈完全超出预期,他一直觉得“中国人血液中对传统文化的景仰并未消失”。每首诗词作品,在乔榛看来,通过朗诵者的想象,都能把符号化的文字转化为画面,并把这种画面美感传递给听众。汶川地震发生以后,乔榛、丁建华也一同参加多场赈灾义演,含泪朗诵讲述谭千秋老师的诗歌《一名中学教师的最后奉献》,通过哀伤的嗓音,将诗文演绎得如泣如诉,所有的观众无不泪流满面。

诗人群体的回归

一场地震,不仅震动了中国的诗乡,也震醒了许许多多诗人。诗人是每个时代的体温计,以敏锐的感觉感知、引导着时代的情绪。对这样的“敏感”,或许《诗歌月刊》主编王明韵先生的观点尤其形象。打通电话的时候,王明韵正在灾区做志愿者。他说他们诗歌协会一行7人已经到灾区一周,白天帮忙做点力所能及的工作,晚上,每个人都抑制不住倾诉的欲望勤奋写作到凌晨两点多。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即将为他们7人出版一本诗集,而这些作品从创作到集结,一共只有10天。

说起诗歌陷入窘境的原因,王明韵说很复杂,当然和商品经济的冲击有关,但是他也认为即便不是如此,“诗歌的边缘性也不可改变”。“比如对于地震,我们人类并不敏感,但是蛇虫鼠蚁这些动物就很敏感。诗人,就应该相当于这些动物,要异常敏感。”“我们5月17日才整理了一本诗集,18日晚央视赈灾晚会上,已经朗诵了绵阳市抗震救灾副总指挥叶浪的诗《你的面孔》。诗人是一个天然善良的群体,在灾难面前,一定会有所行动。”

虽然直言“诗歌已死”,但杜骏飞却认为“诗人还在”。“我对诗人的定义,是能够体验诗意、写出诗句的人。这次地震是一个‘诗歌时刻’,它重大到无法忽视;它又很感人,充斥着痛楚、悲愤等激烈感情;而且它涌现出许多题材。因此,很多人都觉得必须要写点什么。有些诗人是刚刚冒出来的,有的则是旧态萌发——比如说我这种久不写诗的人。”这对中国的诗歌当然是有些外力推动作用的,“这样的人多了,也许对诗有触动。大众会认识到,‘原来诗是这样的!’当然,人人都有写诗的自由。”

好的诗词,最能贴近人的灵魂与精神,几乎淡到消失的诗礼精神,在大灾面前,以迅速而坚决的姿态复苏了。大批的汶川抗震诗词毫无功利目的,很多人都没有署真名。对于此次涌现出众多的草根诗人,王明韵说:“我觉得写诗不需要刻意追求技巧,在民族最困难的时候,我们需要很多大气磅礴的诗歌,但是,真正的直面生命细节、心灵伤痛的诗作,还需要时间。”“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本该成为避难所的学校倒了?”王明韵已经打算创作一首2000行的长诗《大哀歌》来表达这种情感。

正如王干先生所说:“中国近现代100多年以来,已经有过3次全民诗歌浪潮,1919年五四运动,1937年开始的抗战救国,1976年周总理逝世,而第4次,就是由2008年汶川大地震引发。”这4次全民诗歌运动,几乎都是举国同悲、民族危亡的时刻,诗词最能快捷地体现人们内心深处的深沉思索和浓烈情感,让全民族迸发出空前的力量。

灾难之后能否重生?

汶川带来的巨大悲情之中,唯一支撑我们的,是因爱而生的巨大潜力。“‘悲剧就是把有价值的东西毁灭掉’,往往更能震撼人心,很大一部分诗词承载了悲剧的力量,中国社会原先不知娱乐为何物,后来突然放开,崇尚“娱乐至死”,可是歌舞升平不会真正触及你的内心,悲情却能穿透人心”,从事多年纯文学刊物编辑的王干也在积极筹备抗震诗词专刊,他说自己坚信,“汶川抗震诗词的兴起,不止是诗歌的复兴,也是对中国人灵魂的净化拯救,人们需要好诗,需要精神的力量,它是物质无法取代的”。身在一线的王明韵也深有同感:“当然,不仅诗歌,整个媒体文化都重生了。5月17日,我们在上海举行‘共和国,请降半旗志哀’的主题朗诵会,18日,国务院就发出了公告。”

至于诗会因此而回复现当年鼎盛状态吗?杜骏飞却并不乐观,“上世纪90年代诗的死亡是必然的。但是,这并不代表它不能复活。只是复活需要机缘。地震就是这样一个机缘,它在唤醒诗歌,但是诗歌目前还没到复苏的地步。以后会不会复苏,还不好说。写诗的人多也未必就是诗歌盛世,譬如毛泽东号召下的亿万贫下中农都参加过赛诗会,诗多人多,可惜没用。一个时代卓越的人是有限的,诗人也是如此。从盛唐乃至五四,都是一流的文化人在写诗。但是当下,文化名流写诗吗?如果一个时代最优秀的人都在写诗,那么,才能称之为一个诗歌时代。”

杜骏飞经历过上世纪80年代全民写诗的年代。那时候,几乎所有大学生都在写诗、谈诗、读诗,隔三差五就开诗会。而现在,这种景象荡然无存。杜骏飞笑说:“如果不需要为生计奔波的话,我会重拾文学创作。不过,目前的社会现实不容人们徜徉于诗歌。通常,有两种时候一定会有人写诗,一种就是大灾难时,‘悲愤出诗人’;一种就是后小康时代,社会完全进步到衣食无忧时,出现专注于艺术创作的精英。”可是上世纪80年代和现在相比,生活更加清贫,为什么诗人反而更多呢?杜骏飞解释说:“那时候物质生活确实清贫,但是大家都是如此。现在生活的困窘呈现为‘相对剥夺感’,再也不是人人一样了。还有,时代风尚和文化认同感也变了,变得与诗意毫无关系。”

但是,诗歌是文化的必须品,杜骏飞认为它是“此岸与彼岸的桥梁,哲学世界和世俗生活间的过渡”,“它用生活表象窥探生命本义,它是个体化、个性化、个别化的,但同时又能构建普遍人性。诗歌通常是一切艺术的先行者,就像这次,极短时间内大量涌现赈灾诗歌,而报告文学、电影就要创作周期。诗歌是文化大国不可或缺的,它是创造力的体现,是想象力、激情的化身。在我们这个曾经的诗歌国度,诗歌是不该忘却、也是无法忘却的文化之魂。”

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,公元761年,杜甫蜷缩在破旧草堂,即便贫病交加,一句“安得广厦千万间,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”,依然心系天下;公元2008年,同此国殇的我们,以诗文的力量,给同胞前行的勇气,扶国人精神世界的大厦于将倾,并以此铭刻于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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